40余设计案例梳理国家形象形成历程
编辑：admin 日期：2019-09-06 15:24:07 / 人气：
新京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形象设计展》以40余个设计案例为线索，既有国旗、国徽和国歌等国家形象，也有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等代表国家发展的建筑，以及汽车、自行车、电视机、缝纫机等带着时代风貌的民生物品。
此次展览从设计的角度出发，回顾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形象的形成过程，使观众从整体上认识国家形象的构成。展览由设计周组委会邀请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共同策划，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家形象设计进行系统梳理。
大量珍贵史料首次公开展示
本次展览着重介绍了国家形象设计的历程。新中国国家形象设计始于1949年6月，周恩来主持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决定设立六个小组，其中第六小组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及国歌方案。第六小组由马叙伦任组长，叶剑英和沈雁冰任副组长，成员包括张奚若、田汉、马寅初、郑振铎、郭沫若等人。
当时对国旗、国徽及国歌设计均提出了要求，国旗要求“庄严简洁为主”，国徽则要求“庄严富丽”，这就为国旗和国徽定下了不同风格。当年9月，政协筹备会向全国发出《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通过各大报纸向全国发布，随后进行评选、修改和确定。
本次展览以40多个设计案例为线索，系统梳理、展示这些国家形象的设计历程与思想。同时纳入了与提高人民生产生活水平相关的重要设计，鲜活、立体地展现了这一时期的时代风貌。
记者了解到，本次展览中展出的大量设计手稿、图纸等均为首次亮相，是从国内很多博物馆、企业等单位汇集的珍贵史料。
系统展示形象、建筑、民生设计
本次展览分为形象篇、建筑篇、民生篇三个部分。形象篇包括国旗、国徽、国歌、人民币、邮票等设计，其中尤为着重展现设计形成的过程。例如，针对设计过程最为曲折的国徽，展厅中专门辟出一个区域，呈现梁思成、林徽因主持的清华大学营建系和以张仃、张光宇、周令钊等人为主的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两个团队的设计，他们之间既有分歧又有合作，最终国徽图案融合两方的方案。
建筑篇呈现了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等新中国大型建筑的设计过程，着重呈现了建筑纹样的设计。例如，对于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天顶的图案设计，参与设计的常沙娜曾表示，她原本设计方案直接用了敦煌图案风格的花瓣，构成了天顶中心的圆形浮雕装饰，被告知图案要考虑五千人宴会厅的整体照明、通风、结构的需要，因此不断修改。
另外，人民大会堂吊灯上的石膏花都形成统一风格，应用传统的唐代花卉纹样，花瓣来自莲花、宝相花、牡丹花，后来又用向阳花。这样的风格既是民族的，又是现代的，总体按照大会堂建筑形式和功能所需而进行设计。
民生篇展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系列民生物件原件，既有井冈山牌汽车、永久牌自行车、北京牌电视机、熊猫牌收音机等大件物品，也有水壶、算盘、煤油灯、铁皮玩具等小物件。展厅中贴出的一系列海报，呈现了新中国初期人们热情向上的生活状态。
■ 设计故事
●国徽
梁林团队与张仃团队的分歧与合作
同为最重要的国家形象标识，国旗和国歌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经出炉，唯独国徽迟至1950年6月23日才正式定稿，其间经历了什么？
1949年7月至9月公开征集无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托梁思成、林徽因主持的清华大学营建系和张仃、张光宇、周令钊等人为主的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集体设计国徽图案。
两个团队的设计方案各有特色。梁林方案主张，国徽图案应该继承美术史上的历史传统，多采用民族形式。张仃团队认为，继承历史传统应该是有批判性的，应该继承能服务于人民的部分，不能一味模仿古人，要推陈出新。
梁林方案主张不在国徽中使用天安门形象，原因是天安门是建筑物，图式化比较难，不宜作为国徽构成部分，国徽要避免成为一张“风景画片”。他们主张国徽造型最好富有图式化，装饰风写实，易流于庸俗。
张仃团队则在《国徽应征图案说明书》中提出异议，他们认为齿轮、嘉禾、天安门都是国徽图案的主要构成部分，尤其应该以天安门为主体，即使画成风景画亦无妨，世界各国国徽中有地理特征的风景画是很多的，“不能因形式而害主题”。另外，写实是通俗的，并不是庸俗的。
两个方案也有很多共同点，例如嘉禾的设计，均为麦稻穗，将南北方主要粮食作物都涵盖在内，比单一粮食图案更具代表性。
正如张仃在《国徽应征图案说明书》中的陈述，两个团队的设计有分歧也有合作，“为互相充实设计内容与表现形式，故一度交换意见，我们接受了梁先生的很多宝贵意见。”
国徽的最终方案融合了两个团队的设计，例如天安门的设计来自张仃团队，五星红旗元素是梁林方案的贡献。经过清华大学营建系高庄完善浮雕图案，1950年9月20日，毛泽东主席宣布：国徽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稻穗，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以来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
●天安门广场
25个方案讨论广场怎么修、修多大
天安门建于明永乐年间，作为皇城正门。1949年开国大典后，随即开始天安门广场规划方案征集。1950年至1956年，25个规划方案陆续出炉。对天安门广场的性质、规模，对旧建筑的处理以及广场的尺度等问题，形成了热烈讨论。此次展览呈现了不同方案，以及围绕方案产生的争论。
25个方案主要从四个问题展开，第一是关于广场的性质，有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两种观点。有人认为天安门象征国家，周围建筑应当以国家的主要领导机关为主，同时建立革命博物馆，使其成为一个政治中心；有人则认为广场周围应当以博物馆、图书馆为主，成为一个文化中心。
关于广场周围建筑物的规模，有意见认为，天安门广场代表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其周围甚至在前方或中间应当有一定的高大雄伟的新建筑，成为全市建筑的中心和高峰。反对意见提出，天安门和人民英雄纪念碑都不高，周围的建筑也不应超过它们，应当是比较低的。
对于旧有建筑的处理，有人认为旧有建筑（前门、箭楼、中华门）和新时代的伟大建设比较起来是渺小的，必要时应当让位；另一派观点认为旧有建筑是历史遗产，应当保留。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广场的大小。主张应该比较开阔的观点，是因为天安门作为集会的中心广场，应当开阔，达30-40公顷；而从建筑的比例上看，有人认为不宜过大，20-25公顷即可。
这些问题在讨论中逐步取得了统一：广场宽度定为500米，形成广场主要天际线的两侧建筑的高度为30-40米。这样，在人们的视野范围内，可以看到两面的建筑物，但是站在广场中，又不为建筑限制住视线。
广场采取对称布局，两侧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体形相似而又有所不同，一重一轻，一实一虚。天安门和正阳门位置在中轴线上，纪念碑正立在广场中央，树木和柱灯也是对称的。这些都使广场显得既严整、朴素，又具有活泼的气质。
随后，天安门广场进行了一步步扩建改造：从拆除牌坊、三座门、牌楼、红墙、不断扩展广场面积，到建成人民英雄纪念碑、天安门观礼台、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人民大会堂。最终，天安门广场迎来了历史性的蜕变。
■ 对话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何洁：
国家形象设计反映初心
此次展览的一个特别设计，是以手稿、图纸、草图等多种形式，展现我们熟识的国家形象设计是怎么一步步定稿的。展览策展人之一、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何洁表示，呈现设计演变的过程，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设计的目的和理念，从而对新中国成立的初衷和宗旨有更直观和更深刻的领会。
新京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家设计，是怎么体现“新中国范儿”的？
何洁：完成一个设计的过程，需要设计者对设计本身的含义深刻理解，找到合适的元素展现出来，然后被广大人民群众所认知和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主要国家形象设计典型地体现了这个过程，这些设计突出表现了当时的一些理念。
比如说人民性，国旗、国徽就充分反映了人民性。国旗体现了革命人民的大团结，国徽上也有工人、农民的体现。大家能够从这些设计的形成过程中，看到新中国成立的初衷、宗旨，也能看到老一代革命家的理想，以及设计师的家国情怀。
我觉得通过这个项目，能深刻体会到设计和国家、人民的关系。办这个展是对设计本身价值的一种再理解，在今天这种变化的情况下，设计也不能离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新京报：展览很详细地介绍了国徽等设计的过程，包括一些争论，目的是什么？
何洁：这里有一些从未展示的珍贵设计图，例如有几十个当时的国旗、国徽方案，我们想尽量多地展现当时的一些设计想法，以及形成最后版的过程。
为什么最终定下来国旗、国徽是这个样子？通过展示的一些文献解读，大家能够看到这里面的故事，当时一开始比较倾向哪个方案，最后选择了哪个方案，从而认识设计的过程。
一般公众对这些故事不了解，通过展览看到这些背后的故事，会更加珍惜国家的发展，更加珍惜今天。一个国徽、一首国歌，对于我们后来人了解国家的成立有很直观的帮助。
新京报：展览在对建筑设计的呈现中，注重展示了建筑的纹样。新中国建筑纹样表达了什么？
何洁：为了迎接新中国成立10周年而建的十大建筑，当时是力图以具有符号性的建筑，来展示新中国的建设成果和精神状态。新中国的成立是翻天覆地的，需要新的建筑符号来体现。所以以十大建筑为代表的新中国初期的建筑形制，对传统建筑有传承，但更富有创新，尤其在建筑的一些装饰上有很多创造。
包括这次展示的国博、人民英雄纪念碑、民族文化宫等建筑上的纹样图案，都是具有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气息，又有新中国创新的地方。展览中展现的设计过程，让我们了解当初设计师为什么这么考虑。回顾这些经典的设计，对于我们今天发展设计大有好处。
我觉得十大建筑到今天看，都非常具有民族特色和中国特色，在我们心里有很重要的分量。
新京报：这些设计大多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短短10年之内的作品，现在如何评价当时的设计水平？
何洁：我觉得就国家形象设计而言，当时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反映那个时代人们健康向上的气息。大家去看一看民生产品设计，包括海报，能强烈地感受到国家的繁荣和人民参与国家建设的热情。
这确实是那个时代很真实的反映，融入了时代的精神面貌，而当时的设计映射了也助推了那个时代的发展。
还有一个明显特点，有很多参与设计的人都是设计界、艺术界的著名人物。像参与国徽设计的就有梁思成、林徽因、张仃等，邮票设计也有钟灵、张仃等美术家参与，功力和形式感水平都很高。在最后选定方案的过程当中，广泛地听取了各界人士观点，国家领导人直接参与，所以达到了这样的一个高度，到今天都认为堪称经典。
新京报：共和国初期的国家形象设计，对现在的中国设计有多大影响？
何洁：新中国初期一系列国家形象设计，对当代影响还是很大的。今天我们去回顾它们，就是因为影响还在持续。今天中国到了一个深化改革和转型时期，国家要从高速发展转向更高质量的发展，各行各业都在回顾，我们原来到底是谁？我们将来应该去哪？
从这样的展览中，我希望现在的人能悟出一些道理，为我们未来提供经验，少走弯路。最重要的，是从中获得借鉴，为中国设计在国际走得更高更远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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